一、文昌古籍的产生发展

文昌古籍是记载文昌文化的古代书籍，它依附于文昌帝君而产生，名播海内外。

发源于梓潼的文昌文化，大约起始于东晋后期。相传，越西氐羌人张亚子，为报母仇，杀了邛都县令，后来举家逃到梓潼七曲山避难，后仕晋为将，生前与建立后秦皇帝的姚苌有交往。死后，氐羌人哀悼，在七曲山建祠祭祀他。

在对亚子神自然崇拜的过程中，涌现出了大量的神话和传说，出现了祭祀氐羌人原始图腾的古老习俗，同时，建善板祠，供奉亚子神，开始出现了祭祀的萌芽，也是庙会文化的开端，这正是文昌文化形成的初始阶段。

唐宋时期，道教成为国教，“神道设教”是封建帝王惯用的手法。唐太宗承继东晋以来的“压獠”政策，在全国取得政权之后，武力镇压下的“獠人”在盆地山区仍保持了自己的力量，而梓潼神等又是巴獠的精神象征。封建统治者为了借梓潼神保护自己，把梓潼神变成了统治阶段御用道教的尊神。唐玄宗李隆基“安史之乱”幸蜀途经梓潼七曲山时，自言有梓潼神保驾，于是封了张亚子为“左丞相”。唐僖宗幸蜀，效法先皇，封了张亚子为“济顺王”，许诺梓潼神张亚子娶兴唐公主为妻，还解佩剑挂于神庙以示笼络。这完全是想借助张亚子神灵，安定剑南地区以保西京（成都）。到了北宋，宋太祖平定后蜀，把巴蜀作为后方物资供应基地，支撑其全力抗金。因此，两宋封建帝王仍借助梓潼神张亚子安定巴蜀，宋真宗赵恒加封张亚子为“英显武烈王”，宋高宗赵构又封了张亚子为“神文圣武孝德忠仁王”，宋理忠赵钧又封了张亚子为“忠文英武孝德仁圣王”，朝廷第一次在敕封中钦定梓潼神文运科举的职能。

梓潼帝君张亚子不断被加封，道教也不失时机封了张亚子为文昌帝君，主管天下禄籍，使其成为了主宰全民族科举文化之神。

佛教不甘落后，也说梓潼帝君张亚子广行阴骘，以忠孝为本，利人利物，三十功满，证果天仙，后因夙孽，自蜀归依如来，被如来授记为“证果定慧王菩萨”，后来，又授记为“梵镇如来”和“证安乐不动地游戏三昧王菩萨”、“释迦梵证如来位”。

元明以来，朝廷规定天下学宫都要建造文昌宫，每年二月初三各地学子都要在当地文昌宫举办文昌会，地方官员也要参加祭祀活动，清朝咸丰年间把祭祀文昌列入国家祭典，与孔子一样祭祀。一般的老百姓也把文昌捧上神龛，与天地君亲师同列，享受香火祭祀。

梓潼帝君张亚由道教推崇，受儒生文人奉祀，还被佛陀释迦牟尼授记，真正成了道、儒、佛三教尊奉的大神。在其演化过程中，道、儒、佛的教徒利用扶鸾降笔等宗教神学手段，假借帝君之口，宣扬自己的学说，教化人们。

南宋乾道年间，蜀中道士刘安胜假托“天尊”之名张扬自己的著述《太上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》，出现了第一部文昌经书。直到南宋淳熙八年（1181年）的十几年间，刘安胜又几次假托“神授”故伎推出了《大洞法》和《大洞��》、《清河内传》、《文昌化书》、《高上大洞文昌司禄紫阳宝��》等经籍，刘安胜是为文昌帝君著书立说的第一人。

此后职业教徒们纷纷效仿刘安胜，假托文昌帝君降笔而编撰文昌经籍、-。据统计，文昌经籍、-、著述近百余种，200余万字，涉及哲学、历史、文学、建筑、雕塑、音乐、绘画、医学、民俗、宗教等，内容广泛、博大精深。这些著述还木刻印刷成书，传播于海内外。至今在梓潼文管所尚存有清光绪年间木刻残片50余片。

二、文昌古籍的内容及其价值

文昌文化古籍内容有劝善惩恶、济危扶贫、积德修身、以德治国、以公治世、以孝治家等，涉及宗教、医学、戏剧、音乐、文学、道德、民俗诸多方面，是能够系统地宣传文昌文化思想内涵的巨述。它为后来研究宋、元、明、清乃至民国时期的科举文化、善行文化、民俗文化、宗教信仰等提供了宝贵的文字依据。

在百余部的文昌文化古籍中，最能体现文昌文化内涵的主要著作有《文昌大洞仙经》、《文昌帝君阴骘文》、《文昌帝君全书》、《文昌帝君功过格》、《文昌大洞仙经注》等近10部著述。

三、文昌古籍的流传和影响

随着梓潼帝君张亚子与天上文昌星的合二为一，文昌帝君的崇拜也就进一步从地方遍及全国。宋元以来，以文昌帝君降笔名义编撰、传授的《文昌帝君阴骘文》、《文昌大洞仙经》、《文昌孝经》等诸多书籍广为流传，这些经籍不仅在中国内地和台湾、港、澳有着广泛影响，并且飘洋过海，远播国外。信息来源：绵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

信息来源：绵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