湖北大鼓是一种流行于孝感、黄冈和武汉一带的说唱艺术，原名“鼓书”，又称“打鼓说书”、“打鼓京腔”等。1950年定名湖北大鼓后，在湖北省内广泛流传。

原先湖北的鼓书，与我国北方的鼓词类传统说唱艺术有着同宗的关系，而鼓词(鼓书)又与说书(评书)，在历史上有密切的联系。[1]

唐代佛教盛行时，教徒们不仅讲唱佛教经卷，说唱历史故事，也说唱民间时事故事，如《秋胡小说》《张义潮变文》等。到了宋代，由“变文”衍变为鼓词，出现了一些专业性的话本。这些话本经过文士的润饰加工，具有了较高的艺术性。由明入清，鼓词日益盛行于北方，并逐渐传播到南方。

湖北鼓书的历史，正史记载甚少。从鼓书艺人的师徒相承关系追溯推测，清道光末年，即有有名的鼓书艺人卖艺授徒。在这之前的流传时间肯定更久。其中早期名艺人丁海洲(丁铁板)据说是由山东经河南来湖北武汉献艺谋生，他传授了黄玉山等五个徒弟，继有匡玉山、潘汉池、王鸣乐、陈谦闻、张明智等，共经历七代师徒传承。与此同时，相继来湖北行艺、授徒的，还有河南的魏元宗(即魏光山)、刘元中(即刘潢川)，以及龚伯庭、刘源鹏等鼓书名艺人。

北来的鼓书艺人，在说唱时仍保持着北方鼓词的特点，用北方口音，一手执两块月牙形钢镰(或铁制、铜制)，一手执木签，击鼓说唱。后来，他们的徒弟们为了易为湖北人接受，逐渐改用湖北口音演唱，唱腔也发生变化，逐渐采用当地人喜爱的腔调。接着，又逐渐用云板代替了钢镰，把大鼓改为小鼓，说唱也用本地腔调，受到当地人民欢迎，流行范围也越来越广，直至武汉、鄂东、鄂北等广大地区。这样，鼓书便在湖北生根、开花、定型，成为湖北的一个重要曲种。

湖北大鼓的流派主要有南路、北路之分。用北方语音腔调，仍以钢镰演唱者，称为“北路子大鼓”，改用本地语音腔调，以云板代替钢镰，把大鼓换成小鼓者，称为“南路子大鼓”。

北路、南路之外，尚有一种兼容两派之长的第三派，名日“南北二路”。

湖北大鼓早期以“拍门”的形式演唱，即艺人挨家挨户上门演唱：先在每家门前敲打一阵鼓板，招徕听众，然后说唱一段故事。后来，由于鼓书盛行和越来越多的人的喜爱，鼓书艺人便采取“点棚打场”的形式进行演唱：鼓书艺人选择一个场地，高踞于书坛或站立于圆场之中，听众则围观于四周，当时无乐器伴奏，艺人现场根据听众的要求选择书目，经常是三五天或十日半月连续演唱；有时听众越来越多，书场也就越来越大。

鼓书是一种有说有唱、以说为主的曲艺形式。建国后由于搬上了舞台，多用反映现实生活题材的短小段子，逐渐改为以唱为主，以说为辅。但在广大农村集镇，仍然采取以说为主的传统形式，大都说唱中、长篇故事书目。后来又发展出一人说唱、二人对口唱和多人群口唱等形式，并有二胡、三弦等乐器伴奏。在一部书或段子里，说、唱两者均不可少。故事情节、人物对话及不同人物性格描绘，往往通过说技表达；而人物感情的体现、内心的变化、故事情节热潮的渲染与烘托，则往往主要是通过鼓、板与唱技来完成。

湖北大鼓唱的方面，不同地区及不同流派各具有不同的唱腔特色。唱腔虽不复杂，但却富于变化，唱法上也各有风味，加之鼓、板敲击的轻重强弱与缓急快慢，灵活变换以打动人心，吸引听众。湖北大鼓同其他曲艺形式一样，具有讲唱文学的共同规律，特别注意唱词的音韵与节奏。唱词要求合辙押韵，不但要求每段书的唱词必须用一道辙上的字(即同韵的字)，而且要求讲究平仄，即上句的落尾(末一字)必须是仄声，下旬的落尾必须是平声。在节奏上，鼓书唱词一般为双句，有上句就得有下旬，否则就压不住板。每句唱词都要讲究分句的格式，这种格式大致有二二三式(七字句)、三三四式(十字句)、三四三式(十字句)、二三式(五字句)，也有不太规整的句式结构。此外，还有少数“单尾句”(末句落在单句上)和“垫句”(一句词后面垫上一句作为补充)。另外，在这些句子中，有时为了艺术表达或内容的需要，可以在中间增加自由的“衬字”或“嵌字”。

湖北大鼓以“四平调”为基本曲调，其调式、板式、旋律、结构等都体现了湖北民间音乐的风格，板式多为一板一眼。